建立认罪协商机制提高刑事审判效率呢

当今世界，刑事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根据罪行轻重进行分流，另一种是根据认罪与否进行分流。

2016年9月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作出决定，授权 两高 在北京等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结合自2014年以来，在对 两高 两年来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实践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在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过程中也有必要适时引入认罪协商机制。

当前的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无法满足认罪案件办理的所有需求。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刑事案件不断增长与司法资源有限配置之间的矛盾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长期存在。一方面，一些基层人民法院刑庭法官的年平均办案数量高达 00多件，办案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全国大约有90%以上的案件中被告人作有罪供述。为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新刑事诉讼法将以前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的被告人认罪案件也并入简易程序审理，司法机关还推行了认罪轻刑案件适用速裁程序的试点。但目前这两项程序的适用率并不理想。由于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办理周期较短，当人均办案数过大时，为缓解办案压力，办案人可能在本应适用速裁程序时却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在本应适用简易程序时却选择适用普通程序。

当今世界，刑事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根据罪行轻重进行分流，另一种是根据认罪与否进行分流。大多数国家都是将两种路径结合起来。但从个性上来说，英美法系在繁简分流时更加侧重于认罪情况。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两大法系诉讼理念的不断融合，包括德国、意大利、法国在内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也纷纷仿效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构建出符合本国国情的认罪协商机制，这些大陆法系国家对辩诉交易的有条件的本土化尝试，同样值得我们借鉴。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对符合从宽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量刑，可以帮助他们早日回归社会，降低再犯罪率；也可以促成案件快速办理，节约司法资源。在我国构建认罪协商机制也是我国刑事政策所倡导的。为此，我们更应当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认罪协商机制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目前正在进行的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包含了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相关内容。该程序在某些轻微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可以为我们引入认罪协商机制提供有益参考。速裁程序试点主要针对11种依法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轻微刑事案件，试点两年来，各地法院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适用范围、量刑激励、简化庭审、法律援助、强制措施、非监禁刑适用等方面都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然而，速裁程序也面临适用范围较窄和试点期限即将结束的困惑，为此，需要我们在总结速裁程序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对认罪协商机制的探索步伐。

盘面上看 （摘自《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