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们不再失望拳

核心提示:我们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的基本法律框架，对公民基本权利，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都已经构成一个疏而不漏的保护，但精神卫生领域的立法，却使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穿孔了。

：通过邹宜均案，许多人熟知了你律师的身份。是什么原因或机会，促使你进行精神卫生法律项目的研究？

黄雪涛：2006年邹宜均被困在精神病院的时候，在个案救援上，我不断碰钉，也不断思考。我发现，这不是个案问题，而是整个精神病收治领域，法治元素不足，制度漏洞非常明显。我当时就意想到，单靠律师与在个案层面的不断简单重复，杯水车薪，需要在宏观制度，立法层面解决。所以目光投向精神卫生领域的立法活动。

但是，我发现，这个领域不是完全没法可依，但立法的目标仿佛只有一个：如何方便把疑似精神病人送进医院，而免除医疗机构的法律，使得疑似精神病人在医疗决策上的话语权、决策权从制度上遭受限制，而且拆除所有法律保护的机制。

我们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的基本法律框架，对公民基本权利，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都已经形成一个疏而不漏的保护，但精神卫生领域的立法，却使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穿孔了。

精神病收治，是精神病医学与法律的交叉议题。然而，我发现国内高等院校的法学院，都没有开设精神卫生法的课题研究，更别说开设课程了。精神卫生法的研究资源，20多年来，都在精神科医学界的手上。那么政策与规则的话语权，自然就由医疗界掌握，宏观政策与立法，最终为医疗界服务，就是个必定的结果。

：你在深圳衡平机构所负责的精神卫生法律项目，主要包括哪些内容？这个项目关注和研究了哪些案例呢？

黄雪涛：我们主要研究与精神心理议题相关的利益冲突和权利边界，尤其是研究和分析非自愿医治体系中的现象、资源配置、职业伦理、社会伦理与法律制度。具体而言，个案分析，为个案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知识性的资料译介，制度研究与分享，推动更好的立法。

由于身为律师，很多个案都涌到眼前，由于这类案件触及个人敏感资料，媒体暴光对当事人未必有益。也由于司法救济无效，公共讨论几近是权利受限当事人唯一可以表达异议的平台。这是当下非常吊诡的现象。

而媒体曝光的个案，我们几近都有关注，因为当事人站出来说话，对公共讨论，构成社会共识，推动宏观层面的改变，至关重要。

：这次的5名 被精神病者 上书全国人大事件是通过衡平机构向媒体发布的，衡平是如何将这5个不同地方的人联系到一起的？

黄雪涛：由于司法救济机制缺失，当事人通常都非常无助，甚至绝望。各地的当事人都会主动联系我们，讲述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并咨询怎么做。这5位立法建议者，都是跟我们有联系的当事人。

：2010年10月10日，包括你在内的多名专家，联合衡平机构发布《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你也曾说， 被精神病 事件暴露出一种制度漏洞，表现为精神病收治局面的混乱。制度漏洞在哪？

黄雪涛：精神病非自愿收治，假如只被定义为单纯的医疗问题，否定其法律属性，精神病人不被视为法律眼前的公民，那么，法律被架空，守护公民自主权的行为能力宣告程序被架空，行为能力的实体标准被篡改。

疑似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的自主权，失去法律保护，那末，公民的自主权、人身自由，就从制度上处于非常不安全的处境。我国精神病人人数众多，也就是说，无需误诊，也无需歹意，这些人的基本权利可能将没法保障。

：以5人名义起草的建议书中提到了 法律在保障公民诉权与代理权问题的衔接 ，和 自主委托代理人 的概念。你认为建议信中提出的 自主委托代理人 ，在现实中的可行性如何？

黄雪涛：其现实可行性，固然有。 自主委托代理人 作为公民的法律权利，不是新增权利，而是一个既有权利，只是容易被忽略，容易被偏见所否定，因此很容易被制度性否定。

何锦荣、邹宜均、朱金红、徐林东等知名案例中，都有代理律师介入，只要有法律支持又没有恶行的阻止，很多曾经被视为 无行为能力 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代理人为他们代言。

即便是被法院宣告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 的公民，依照目前的民诉法，也可以在自己恢复能力的时候，有权申请撤消宣布，这时候委托代理人，也是有必要的。这个法定权利，当事人是不是有能力行使，除了制度性轻视，人身自由限制，最大的现实障碍是，没有人愿意接受拜托。

假如我国的法律援助，能扩展覆盖到精神残障者领域，那么，可行性就可以彻底解决。因此，没有任何理由，从制度上否定公民委托代理人的权利。